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20世纪前半期同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4]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的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5]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所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6]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